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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百位老知青50年后重聚 “抱团养老”变“抱团享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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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0年前,成千上万平均年龄16岁的北京知青,一起坐着火车去了黑龙江,在建设兵团里野营、拉练、干农活。三江平原、松嫩平原、辽河平原,那里曾经被称作北大荒,是中国的东北方。在那里留下将近10年青春的知青们,被称为北大荒知青。

  50年后,上百位平均年龄60岁的老知青,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区里抱团享老,唱歌、跳舞、集体旅游。那里位于北京的西南方向,他们互相照顾,彼此磨合,有快乐,也有矛盾。

  从年少到年迈,从北京到北大荒再到北京,他们最终依然选择了集体。

  快乐与矛盾

  当初一同在北大荒寒冷冬天里“抱团”的人们,如今老了,换了地方,换了方式。

  “唱《红五月》,唱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》,唱《我们走在大路》上,唱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。”相声演员孟凡贵也是北大荒知青,他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介绍,老知青聚在一起时回荡在房间里的通常是什么歌。孟凡贵也在那个小区安了家,跟老战友一起抱团,享老。

  这里离北京市区挺远,从二环路坐上公交车,向着西南上高速,走一个半小时。等周围几乎再看不见高层建筑时,眼前就只有这一个小区,还拥有20层以上的楼宇。

  “跟老战友聚在一起,有的聊,就连吵架都能吵到一块儿。”吵架的原因千奇百怪,有生活习惯不合拍,有观点上的冲突。有时,甚至只是因为想起了当初谁的连队睡的是床,谁的连队睡的是地窨子。姚惠荣是这群人的牵头人之一,“或许我们就是喜欢集体生活”。

  2014年8月28日开始,这群退休的老人陆续搬进小区,那时,小区所属的社区还没成立居委会。

  他们第一次参与的大型活动是在窦店民族文化宫,那是2015年9月,北大荒兵团的战友们一起上台大合唱,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。到抱团的第三个年头,每家做两个菜,摆了一屋子,大伙儿像吃流水席,孟凡贵负责给大伙儿讲民俗故事。

  抱团享老的意义,不只是在零零散散的活动中一起笑一起唱,更多是洒在生活里的细碎。好些人家互相搁着旁人家的钥匙。谁若是生了病,大伙儿一起关照。

  姚惠荣守在售楼处二楼的知青活动中心,有人挤进这间屋子,找她倾诉跟邻居吵架的不快,或是吐槽对他人生活习惯的不满。有的人想出什么新的活动点子,也推开门走进这间屋子。还有商户钻进来,把印着广告的宣传品往门边一塞,想借抱团知青这个群体搞营销,姚惠荣会直接把东西推出去。

  还有两口子闹离婚,也在这间屋子里摞下了狠话,姚惠荣帮着调解。“在家里打我管不着,在这个屋子里打,就关我的事了。”她在心底给自己设了条线,线就是这间屋子的门槛。只要踏过线说出的话,她觉得,就归自己负责了。

  抱团的老人时不时聚个会,智能手机普及了,键盘换成触屏,彼此间最快的联系方式变成微信。知青家园的老人组了微信群,还定了群规。

  头一条规则就是要“传播正能量”,他们回忆从前的兵团生活,群规里又加上了“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”,头一条就是“热受祖国、拥护中国共产党”,还规定“禁推销防上当”。他们聚会时从不喝酒,既“减少不安全因素”,又养生。

  用孟凡贵的话说,养老生活秉持的是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”,以健康为中心,活得潇洒一点、糊涂一点。尤其是第二个点,“有些事儿你别较真儿”。

  他们的“知青家园活动中心”,从2014年8月底开始,每天都有住在这里的北大荒知青战友轮流值班,“为战友们义务服务”。这项规定直到去年年底才取消,因为有的战友70多岁了,“照顾大家身体状况”。

  但姚惠荣还是习惯没事儿就在这间屋子里守着,免得有老知青来敲门屋里却没人。有时中午累了,她就在沙发上眯瞪一会儿。

  正如50年前在北大荒时一样。“每个人的生活条件不一样,有的人生活好点,有的差点,每个人的站的角度和工作环境不一样。”姚惠荣解释。

  春节到了,抱团知青决定集体挂红灯笼。灯笼是各自买的,有人买的贵,100多元一个,有人买的便宜,几十元一个。便宜的灯笼一点亮,薄薄的红色外罩发白,特别显眼。

  姚惠荣建议换俩红灯泡。但买这个灯笼的人决定用红油漆给白灯泡上色。漆过的灯笼光却被挡得结实,烤热了还掉漆。挂在一群红灯笼里,更显眼了。

  “其实,只是有人不乐意在这件事上花钱,在别的事上就乐意,消费理念不一样。”姚惠荣说。

  逢年过节,大伙儿组织团购保洁服务一起擦玻璃,尤其是楼层高的人家,自己擦不安全,价格是一户人家120元。

  有一家人想自己擦,不到100元买了个擦玻璃器,没想到费了半天劲,玻璃没擦好,机器和纱窗都弄坏了。60多岁的人折腾了半天,最终花了6000元换了坏掉的纱窗。

  “得包容,各种各样的理念都有。我在这儿好几年,磨了自己的性子。”姚惠荣说。

  去年这个时候,几位当初牵头的人,包括孟凡贵,一起去辽宁卫视参加了一档节目,聊抱团享老的事儿。主持人是梁宏达,私底下同他们聊天,问姚惠荣:“老同志们每个人都有个性,哪儿那么容易抱团?不会互掐吗?不会打着打着就散了吗?”

  姚惠荣想解释,又觉得说不清楚:“这个您跟孟老师说吧。”

  等节目开始,聊到后面,梁宏达也忍不住说:“我40岁,现在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就在议论,将来我们老了怎么办?是不是在海南也买个房子,住在一起养老”。

  “他算是认同我们的观点了。”姚惠荣说着说着,笑了起来。

  北大荒与北京

  50年前的8月,北京知青陆续出发,前往北大荒。当时的北京南站还叫永定门火车站,平均年龄16岁的年轻人塞满了一列又一列火车,每人都得到了一身军装。

  起初,大家“都很高兴,打闹成一片”,火车出发那一刻,有人开始哭。车开了一阵之后,年轻人又推搡着热闹起来了。“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,不懂这一去,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”。

  50年前的往事,老人一回忆就停不下来。

  姚惠荣记得,兵团的孩子下乡一年多刚有了探亲假,有战友从北京带了绿豆糕回去。

  一个宿舍住37人,睡大通铺,姚惠荣用双手反复比划“每人80厘米”,褥子都得窝着。炕后边有长长的木架子钉在墙上,搁着各自的东西。半夜,有个战友摸黑拿肥皂,切成小块的肥皂掉落在炕上。绿豆糕的主人睡得正迷糊,拿起来就咬了一口,惊醒了,起来站在门斗前漱口。

  “肥皂是因为舍不得用,才切成小块,像绿豆糕似的。绿豆糕也是舍不得吃,才藏在上面。”乐了一会儿,姚惠荣又感慨。“摸着黑,是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太大了,根本不敢开灯。三件事儿赶一块儿了。”

  知青记忆里的北大荒,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,比他们后来再回去感受到的要冷得多。胸腔里的热气钻出鼻孔,喷在北大荒寒冬的空气里,蕴出一片白雾。

  16岁的姚惠荣平时穿37码的鞋,在北大荒换成了41码,鞋里塞满乌拉草做的袜子才能抗冻。

  她坐的那趟列车是1969年8月14日出发的,火车穿过华北平原,向着北方那片黑土地而去,8月16日开到了黑龙江。他们原本要去的是黑河的最北边,前方下暴雨,铁路塌方了,就地下车,前往北安市赵光镇,在赵光农场住下了。赵光,是一位烈士的名字。

  “幸好当初没打仗,不然都得上战场。”姚惠荣说,语气里带着几分庆幸。

  宿舍里挤得满满当当,左右两边都是炕,仍然住不下这些孩子。东北林木多,砍来厚厚的木材在炕上加一层板子,又能睡下一排人。姚惠荣睡在下铺,上面的人一翻身,木板嘎吱嘎吱响,不断有木头渣子掉在她脸上。

  “我记得清清楚楚,有个睡在上面的,早起四五点,怕冷不想出被窝又想上厕所,憋不住,在上面就尿了。”

  她饶有兴致地描述记忆里的事,比如兵团组织歌咏比赛,参赛的女孩把东北最常见的红花绿叶被面裹在身上当裙子,唱一半被面掉了,没捡起来就羞着跑了。比如男生的合唱团,用钢笔当指挥棒,甩着甩着甩出了墨水,前排人的脸都甩花了。

  那次比赛女知青拿的奖多,男知青不服,半夜在宿舍里唱歌,脸盆水缸敲敲打打,把对面营里的女兵吵得睡不成。第二天去食堂打饭时,女知青又乐了。男生的铁饭盒、搪瓷杯子,被敲得瘪了漏了。脸盆接了水,盆底就像花洒。

  兵团是部队编制,姚惠荣在后勤食堂工作,7个人要管连队好几百人的饭。一个豆制品过敏的上海知青让她印象深刻。那小伙子叫李久胜,每次打饭都不吃豆制品。大豆是那时东北常见的粮食作物,姚惠荣并不知道过敏的严重性,还以为这人挑食不好伺候,故意往他的馒头里掺了点儿豆粉。

  “这个坏主意是我出的,那时候真是不懂事。”姚惠荣感慨。

  李久胜中午吃了豆粉馒头,下午就去看急诊了,上吐下泻。等李久胜回来,直接去食堂找姚惠荣了。

  “当时给我吓得,以为他要来打架,结果他说,那个馒头他一拿起来,就闻到了豆子的味道,也猜到是我使坏。可他自己也想试试,到底能不能吃一口。”

  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时不时会打起来。姚惠荣最看不惯在食堂水井边上洗衣服的人,带着泡沫的脏水流到井里。甚至还有在厨用水井旁洗澡的。

  当初的种种友好与不友好,都在50年的漫长岁月里,变成了如今彼此拿来打趣的故事。姚惠荣拿出手机,翻到李久胜不久前发给她的消息。李久胜在扬州,刚给她寄了特产白桃。

  还是这个李久胜,曾经因为想家,在男女知青营房中间的小树林里,抱着树嚎啕大哭,边哭边用上海话喊“妈妈”。两边营房都听到了哭声,没多久,哭声像传染一样席卷了整个营房,连成一片。

  连长来了,想“劝劝这帮孩子”,喊着“知道你们想家了,让食堂做加班饭,给大伙儿煮热汤面、阳春面”。那时兵团很少做面条,食堂里没有压面机,好几百人的面条,都得拿手擀出来。

  兵团的知青也有偷跑的。有个男生“真走了,穿着单棉鞋就走了”,那个男知青沿着铁路,以为一直走就能走回家,等他被找到时,脚已经冻坏,“截肢了”。

  抱团与孤独

  姚惠荣在北大荒的兵团里待了8年,她能回北京是因为一场大火。

  那是个冬天,十一连一位知青的蜡烛点燃了草编的营房。姚惠荣所在的七团一营三连离着火的营房不远,隔着夜色远远能看见火光。有人骑马来了,招呼大伙儿去救火。

  姚惠荣对那个夜晚最深的印象是冷,她跟着一起去救火,站在一个水泡子旁边,不断用水桶舀水,再接力式地传递给旁边的人。

  这个机械的动作她一直做到大火扑灭,实际上,她认为火是“自己烧完的,周围没有可燃物了”。

  火灭了,没有人员伤亡,大伙儿准备回连队。可姚惠荣发现自己走不了了,她一直站在河边,三斤半的棉裤湿透了,把她下半身冻在了河边的地面上。

  排长找来镐头,把姚惠荣腿上的冰一点点敲开,借了辆老牛车,把她拉回营地。第二天,姚惠荣被送到医院,确诊为神经应激性质的关节炎,“在当地治不好”。

  她就这样回京了,吃着当时5分钱一包的武力拔寒散,膝盖上“拔”出了水泡。那时,她很害怕以后再也站不起来,幸好病慢慢治好了。

  “我现在平时都带着腰围子,我们很多荒友都有腰肌劳损。”她拍了拍自己的腰。

  直到她慢慢上了年纪,当初的8年兵团生涯,又有了新的意义。

  十几年前姚惠荣没退休时,被选为区人大代表。她开始频繁接触社区的老同志,也开始接触属于老人的“孤独”。

  她在中午11点半接到社区里一位老人的电话。“姚代表,你12点上我们家吃饺子,我包的芹菜馅儿的”。她去老太太家里客客气气吃饺子,吃完就走不了了,老太太有很多话要对她说。

  那位老人的丈夫耳朵已经听不见了,子女也不在身边,老太太初来北京,几乎谁也不认识。姚惠荣打起精神,边听边琢磨,“这哪是叫我来吃饺子,这就是找人聊天”。

  她还接触了一对老夫妇,80多岁了,家里4个女儿只在周末回去,有6间屋子的大房子安静极了。这对老夫妇问姚惠荣,你北大荒战友这么多,朋友这么多,那些没有房的,收入困难的,能不能“叫来我们这里住,一个月给500块钱房租就行”。做饭收拾屋子有老夫妇的保姆负责,入住者“会玩麻将就行”。

  姚惠荣组织了6对60岁左右的夫妇,一起去老夫妇家住了两天,然后问他们谁愿意留,没人应承。

  “老人毕竟80岁了,人家五六十岁的还能玩得动,能各处走,谁陪你老同志玩。”那对老夫妇请保姆都只要会玩麻将的,还总邀请姚惠荣去家里玩。刚开始她还想,这家人真好,后来她明白过来,“他们很孤独”。

  这种孤独,对当时还没上年纪的姚惠荣来说,不过是别人的故事,她并未被孤独直接击中。她有能在一起凑热闹的朋友和同事,退休头几年,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留学生讲课。

  她的一位朋友曾抱怨自己的婆婆,那位朋友是一家私企的负责人,公公去世了,和婆婆同住。朋友每天工作极忙,回家后累到只想“在床上躺会儿”,却偏偏被婆婆追着聊天,聊的不过是街坊邻居如何如何。这位女强人一度被追着躲进厕所,婆婆甚至会“堵在厕所门口继续聊”。

  直到十几年后,姚惠荣退休了,有一天女儿下班后来看她。姚惠荣突然觉得有一肚子话想对女儿说,她追着女儿聊天,直到孩子进了卫生间,她就在门前等着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,细想想,其实都是些琐事。

  “妈,你能不能让我上完厕所,你再踏踏实实跟我聊?”女儿隔着门问她,又告诉她,“你们这些事我不关心。”

  姚惠荣一下子想起多年前朋友的故事。

  “我明白我老了,需要倾诉对象,需要有人听我的故事,听我说话。”她对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说。

  她也发现,自己一肚子的故事,并非跟谁都愿意说,说了也并非谁都愿意听。从北大荒回来后的几十年里,她工作着,忙碌着,认识了更多人,去过更多地方。年纪大了得出结论,最处得来的,还是年少时有着共同经历的那群人。

  两个老知青第一次见面,一问身份,都是当初在北大荒当过兵的人,彼此间的氛围立刻不一样了。声调高了,语气近了,就算当初不是一个连的,也不妨碍聊起那些过去的事。

  1990年春,有老知青在北京策划了一次“魂系黑土地知青生活回顾展”。2013年6月18日,在北京的北大荒知青组织过一次大聚会,参与者超过3300人。姚惠荣就是在那次聚会上,知道了有“北大荒知青志愿者委员会”这么个组织。

  网络也让这些老知青有了新的沟通方式,一位战友建了个“知青家园”网站,陆续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们,开始“打开电脑,学会打字”。

  孟凡贵写了一篇《笑谈兵团青春岁月,喜度人生苦乐年华》,总结了“69届”老知青的大半生,又把这段日子与网络时代的碰撞,形容为“既然边疆吃过苦,再吃一次算什么?咬牙向前追,小学生不掉队”。曾经在冰天雪地里摸过枪的手,开始跟键盘上的小方块作斗争。

  知青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想法,要“珍惜眼下的生活”。姚惠荣想起了那些没能“全须全尾”回来的战友,被铡草机伤了的、大火烧伤的、煤气熏死的、冬天挖沙子被沙子拍死的、挖煤出事的……

  “我们能健康活着呢,虽然多少有点儿病,三高也好,其他病也好,起码没断胳膊断腿,能一起抱团享老,挺好。”她说。

  集体与个体

  2013年,姚惠荣的堂妹在北京房山区窦店镇一个小区买了套房子,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.3万元左右,小区是花园式的,环境优美,电梯入户的9层小楼,房间朝向也不错。姚惠荣觉着合适,况且“跟亲戚住一个小区能有个照应”,也跟着买了一套。2014年入住之后,她邀请了20多位“荒友”去新居玩,孟凡贵是其中之一。

  几个月里,陆续去她家做客的荒友,加起来有100多个。其中,动了在这个小区买房心思的就有17个。姚惠荣干脆去找孟凡贵,请他出面帮着牵头,“大伙儿团购买房”。

  “说是买房,也不只是买房,其实就是我们想在一起抱团享老。”姚惠荣想借着孟凡贵的“名人效应”跟开发商谈谈价,毕竟“这么多人一起买”。

  孟凡贵对这事儿也很上心,那时他住在回龙观,距离房山车程将近3小时,前前后后去了4次。他跟开发商聊北大荒知青的故事。许多战友都还住着没电梯的老房子,“腿不好,腰不好”,爬不动楼了,孩子往往也没法在身边天天照顾着。大伙儿想要住在一起,每天早上彼此问一句,有事也能互相搭把手。

  小区的开发商答应以最优惠的价格,把房子卖给这些荒友。卧室原本就设计有紧急按钮,又专门为这两栋楼装了户户对讲机,配备护理专车,售楼处2楼专门留了一间办公室,给荒友们做活动中心。

  到最后,就连孟凡贵也在这边买了房子,搬到了房山,跟几十年前曾经同吃同住的老战友重新住到一起。还有几位老战友,一时买不起房子,宁可租房也要搬到这个小区里,跟大伙儿一起住着。

  最终,在这个小区买房的老知青有百来户,常住也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的大约40多户。不少荒友想搬来和大伙儿一起热闹,却没能实现。

  这样的事儿发生过好几回,一个老知青想买房子,咨询的当天态度“特别坚决”,当场把4万元定金都交了,由于只收现金,还开车去银行取了钱。有人劝她“买房不是买白菜”,一定考虑好了多看看。

  第二天这位老知青改了主意,房子不买了,定金也退了。姚惠荣后来才知道,这位老知青的孩子觉得母亲“太自私了”,为了抱团享老非要卖掉一套房,钱不留着给自己创业,还要去房山再买套房。

  最终,母亲没能拗得过孩子。

  姚惠荣知道是这个缘故,心里冒出了“啃老”两个字。“这些独生子女,这么理直气壮?”她感慨,“惯的”。

  离市区太远、附近没有好学校、需要老人帮忙带孙辈……她能举出好几个子女不同意父母来房山抱团享老的例子。

  当初想要逃离的集体生活,如今成了不少选择抱团者的向往。15万北大荒知青在50年中各有际遇。有成名成家的,也有生活困顿的,更多的“东西南北各奔前程”。大伙儿对知青生活的回忆,也各不相同。

  有老知青感慨,“知青生活的经历,运笔成刀一般地撕开给人看……不管有着寒意或者带有暖意”。

  经历了回城后上学、单位改制、工作调动直至退休,如今走到“人生大戏最后的舞台上”,最令人怕的,似乎反倒是孤独,是过往的一切得失喜怒,再找不到人理解、分享。

  最终,这种对孤独的惧怕,使得历经“50年的等待后”,其中一部分人,选择“携手同行”“走向属于我们的夕阳红”。

  养老与享老

  “跟兵团战友特别有感情,有话聊。”姚惠荣反复地说。50年前在漫天冰雪中积累的战友情,如今随着他们逐渐老去,变得越来越深。

  王建国是没能和姚惠荣等老战友抱团享老的人之一。坐上知青专列时,16岁的他个头才1.47米,差点被拦着没让上去。他家6个孩子,他是老四,抢吃的不占优势,经常挨饿。到了北大荒,他顿顿大馒头往嘴里塞,个子才开始往上蹿。

  王建国在35岁时被确诊为脊髓空洞症,坐上了轮椅。他的妻子也是北大荒知青,从那时起开始照顾王建国,一晃30多年。姚惠荣觉得,如果不是有那分战友的感情在,说不定两人已经离婚了。为了离医院近些,王建国两口子住在市里。

  北大荒建设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,一共6个师。用姚惠荣的话说,北大荒知青接受“正规训练”,过的是“集体生活”。那些部队编制的特性刻在他们的生命中,在他们年迈之后,重新显出了痕迹。

  “特别认同这种抱团的模式。”每次集体活动之后,姚惠荣都要写一篇一两百字的总结,发到抱团享老群里,给大家分享和汇报活动内容,点名表扬作出贡献的人。几年来所有的活动,她都留存了照片和视频。

  每周一下午两点,是知青合唱团活动的日子。孟凡贵偶尔会参加,手一推开门,就能听见有人喊“孟哥”。

  姚惠荣把一个大西瓜放在活动中心的桌子上,大伙儿唱完歌,话题从当年谁在哪个连谁和谁认识,说到最近的演出谁唱哪一段。没一会儿,桌上只剩下西瓜皮。合唱团的指挥被大伙儿戏称为“政委”,她的爱人负责拉手风琴伴奏。

  当地社区的居委会去年年底成立了,最近,来一起唱歌的退休老人渐渐多了,有些并不是知青,辗转听说这样一个合唱团,也想凑个热闹。姚惠荣答应了,“当然可以”。她嗓门儿大,据说是在北大荒那些年养成的习惯。她打算把合唱团规模做大。

  每周四下午,大家到一位专门装了卡拉OK设备的荒友家唱歌,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祝祖国三杯酒》,也唱《相约在北京,相遇在房山》。

  “我们有体育比赛,弹球、拍洋画、推铁环,接东北嘎拉哈。”孟凡贵在节目里连说带比划地介绍抱团享老的生活。

  这里不久前还进行过一次义诊,宣武医院的专家“请来20多位”,给小区里住着的老知青看诊。四十来户经常聚会的人家还会按月轮流请客。

  百来户知青在这个小区里买了房,真正住下来的没多少。每周一去售楼处活动中心唱歌的人就更少了。也就二三十人,都是“家里没什么事”的。

  没事的都差不多悠闲,有事的各有各的忙乱。有的家里老人还在,病痛缠身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,有的兄弟姊妹病了,也得他们顾着。

  一位知青提议,把“抱团养老”的说法统一改成“抱团享老”,享受的享。“咱们刚60多岁,还不叫养老呢。”他们自驾游,全国各地走,有时组织上百人一起去玩儿,有时就几家人三三两两地一起。

  到今年8月28日,抱团享老的北大荒“知青家园活动中心”就成立4周年了,姚惠荣还没想好怎么庆祝。

  最终她决定低调行事,毕竟,比起北大荒知青下乡50周年,更重要的,是“‘十·一’要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”。

  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渺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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